作 者：陈为 正和岛副总裁兼总编辑

　　来 源：正和岛（ID：zhenghedao）

　　

　　中国足球为何一蹶不振？

　　世界杯期间，在举目皆阳的疫情高峰中，看球无疑是少有的乐趣。

　　看到一个数据，这届世界杯决赛观众竟近40亿。联合国报告显示，2022年11月，全球人口达到80亿。就是说，半数地球人看了这场荡气回肠的比赛。

　　真是无与伦比的世界第一运动！

　　可气可悲的是，中国足球队长期缺席世界第一运动的主舞台。作为1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，世界杯观众最多的国家，没有上场的资格，只能以建筑队、广告牌等周边外围聊以自慰，无疑是一种“国耻”。

　　我本不是球迷，20年前中国队打入世界杯，追随他们的雄起看了几场球，很是振奋，热血沸腾。此后几乎没再关注，只是去沈阳出差时候专程去瞻仰了一次李铁们当年的辉煌之地——五里河体育场。

　　这次世界杯算是我的入门课程。起因是刷短视频看了一些球星故事，很受触动。发现他们的确是平民里崛起的英雄，是极有天赋又很努力的、值得尊敬的人类优秀分子。而足球，是无声的战争，是奔跑的话剧，是确定性下的无限可能，也是体育精神与人类文明的投射与释放。

　　当世界各路大军在卡塔尔的绿茵场上纵横驰奔，挥洒豪情，尤其两个亚洲邻国韩国、日本都表现惊艳，回看我国“海参队”的无能不争，怎能不怅然若失、扼腕叹息？事实上，长期以来，尽管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，不少球迷还是残存着一线希望，几乎是“国足扬眉世界日，家祭无望告乃翁”般的悲壮。

　　乒乓球能搞好，为什么就是搞不好足球？女足能踢好，其它难关能纷纷攻克，贫困都攻克了，为什么对男足就是无可奈何？为什么中国男足就成了扶不起的阿斗，始终爬不出“绝望之谷”？

　　有不少人为中国足球把脉问诊，找出不少原因，但病因似乎找得并不精准。

　　白岩松认为足球场地踢球太贵，让青少年踢不起球是主要原因；张路认为足球覆盖人口过少是根本问题，足球强国有数百万人踢球，东南亚邻邦都有几十万人踢球，中国的中小学生在长达数年里却只有不到1万人踢球。也有不少人认为，是现在的教育制度和教育价值取向影响所致，学业占了孩子大部分的时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有钱有闲又有兴趣的足球苗子太少。

　　我和一个知名体育器械企业的创始人聊天时，也曾专门征询他的看法。他说了两点原因让人印象深刻：其一，足球应该产业化、娱乐化、大众化，去行政化。足球是庶民的胜利，而非官员的政绩。应该鼓励球星，而非推行限薪。“土地财政”主导的发展模式下，各地政府也应努力为球场留出绿地。

　　其二，我们的文化应该改良与进化。他说，有欧美的孩子在他和邻居家交流居住过一段时间，感觉的确是“文明其精神，野蛮其体魄”，在家里的时候很有礼貌，一旦走上球场，又敢争敢抢，毫无畏惧，而我们的小孩在“温良恭俭让”的熏染下，在场上面临强者的竞争与对抗，总有些发怵，害怕冲撞、冲突。

　　这些原因或许并不全面、本质，但知耻近乎勇，如果足球领域的主管者尚有耻感，当此之际，正应针对这一大问题，展开一场全社会范围的大讨论，问计于民，对症下药，中国足球或许还有救。

　　而足球问题的意义，也不止于足球，能给人很多思考和启示。

　　保护好“球星”：他们是球场之光

　　看足球，一多半是看球星。

　　如果世界杯没有了梅西、C罗、姆巴佩、内马尔……，就像没有日月星辰的天空，黯淡无光。

　　

　　这些穷街陋巷里的孩子，成长过程屡遭挫折与打击，但他们身上的潜质与特长总会被看见，靠着出众的自律与进取，最终得以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光芒，乃至称王封神。

　　这次半决赛里，更衣室里的法国球员自顾自欢庆胜利，总统马克龙被撇在一旁。决赛过后，姆总监黯然伤神，马克龙殷勤地搂着他脖子做心理按摩。阿根廷夺得大力神杯后，更傲娇地拒绝了总统的会见请求。

　　给球星无上荣光的国度，何愁没有后继人才前赴后继地涌现。

　　就像美国，之所以盛产企业家，正如商业史作家理查德·泰德罗所说，“大型企业的创始人和建造者在美国的地位，就像伟大歌剧的创作者在意大利的地位一样”。“生活在一个能让他们充分施展才华的国家，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一个杰出的人物。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一群人”。

　　我曾经思考，企业家精神到底有何特质。回溯这些超级球星的成长历程与精神特质，和一些典型企业家很是相像：一穷二白的出身，通过出众的直觉、专注与取胜欲征服众人，改变命运；不光要保持自身的竞争力，还要驱动一个团队取得胜绩；成功之后，面临财富、声名的考验，如何保持自律与动力。

　　从这个角度，企业家和球星，包括社会其他领域的优秀分子一样，都是卓尔不凡、值得尊敬的。

　　一个公司里，常常是不到20%的员工贡献80%的绩效。一个社会，也常是拉车的少，坐车的多。各领域的拔尖分子，为社会贡献了特殊价值。

　　历史学家汤因比在《历史研究》中说，“在一个正在发展的文明活动中，少数创造者能顺利地发挥自己的作用，而且它所燃起的火花“照亮了屋中所有的东西”，这种光亮向外放射，它不会因为墙而受到阻止，因为实际上，那里没有墙，这种光亮也照亮了外面的邻居。这种光亮理所当然地往远处照耀，一直到自己消失的地方。”

　　我们要成为创新型国家，要冒出更多的明星、人才，真应在改良土壤、松动空气上下大功夫。我们不缺天才，但天才总是冒不了头，成不了器，或者半道夭折、被打压，或者战战兢兢，不敢再出风头。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土壤的板结，氛围的压制。

　　很多时候，土壤比种子还重要。鲁迅在《未有天才之前》一文中曾讲到，“想有乔木，想看好花，一定要有好土；没有土，便没有花木了；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。”

　　2005年，钱学森向领导人发问，“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大佬们都在玩{精选官网网址: www.vip333.Co }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!？”，可惜这样的真问题此后并未得到深入讨论与认真求解。

　　

　　2014年左右，清华大学教授钱颖一提出对教育的观察与洞见，认为中国学生均值高、方差小，存在缺乏好奇心，想象力、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问题，教育或扼杀了潜在的杰出人才。当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，尤其当需要让创新成为发展的推力，“方差”小的后果会非常严重。

　　近期，杨振宁在访谈中也提到，物理学家费曼特立独行，与众不同，但他寄身的地方包容这种异端，“我常常想假如费曼生在中国，他不是要被关进监牢里去，就是会得神经病的。”

　　科技领域是这样，企业界也是同理。经济要发展繁荣，就要如某地主政官员所说，“要把民营企业家搞得香香的，把民营经济做得壮壮的”。可惜的是，马云这样的天才企业家还在箱根温泉流连忘返，多位当打之年的年轻企业家也犹豫着要不要激流勇退。如果让这些人中间任何一人来振兴足球，恐怕都不会是今天的境况。

　　这次20大报告有很好的理念和提法，创新“是第一动力，人才是第一资源”。同理，战略失误是最大的失误，人才浪费是最大的浪费。

　　而要形成百舸争流、千帆竞发的生动格局，就要给优秀人才确定的预期与无限的空间：赛马机制是明确稳定、公平公正的，行业标杆的机会与荣耀是可望可及、上不封顶的，如此才能百花齐放，万马奔腾，万类霜天竞自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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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法治是最好的定心丸

　　在我这个刚入门的球迷看来，世界杯之所以好玩、好看，重要的在于国际足联设计的这套规则，具有公平性、合理性和稳定性，也即当年被鲁迅奚落的“fairplay”。

　　裁判是球赛的关键先生，决定着球赛的质量与公平。这届世界杯，虽然不乏争议判罚，但总体无伤大雅，走到最后的以团结和实力赢得尊敬，提前出局的也多怨自己技不如人或运气不佳，而不会去怪规则。

　　裁判要果敢，要有专业性，要善于借助最新科技成果作出决策；裁判自己不能踢球，更不能下注。

　　裁判维护的正是制度与规则的尊严。这也是值得借鉴与学习之处。

　　无须讳言，此前疫情防控中，暴露出不少行政人员法治意识淡漠，公权力屡屡过界。而多种因素叠加之下，近几年，民营企业家信心跌至谷底。近年报章媒体上，企业家屡屡服用“定心丸”，恰恰折射出经营环境缺乏安全性与稳定性。

　　风不定，人初静，明日落红应满径。

　　在许多人左右为难、进退失据之时，中央召开了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。在这场会议上以及会后数日，官方连续释放出支持民营经济的最强音。会议强调，针对社会上对是否坚持“两个毫不动摇”的不正确议论，“必须亮明态度，毫不含糊”；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，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。会议还下令各级领导干部要为民营企业解难题、办实事。

　　这无疑是适时应变、开拓进取的积极信号。2023年当是信心之年，全力提振市场主体信心，释放经济发展活力。而要真正建立信心，需要打造长效机制与环境，需要切实推进改革，落实法治，以安民心。

　　罗翔曾妙解“法治”意涵：对于私权而言，只要法律没有禁止就是公民的权利；对于公权而言，只要法律没有授权，都是被禁止的。果能如此，不管对于企业家，还是大众而言，恐怕都是最好的定心丸。

　　2013年，周其仁在《改革的逻辑》中有一段话，如今看来，真是不易之论。恕我大段引用于下，作为本文结尾：

　　“既然改革这么难，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？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了新体制，再也无需改革，行不行？想来想去，答案是不行。因为改了一半不再改，大的麻烦在后面。大体有三个层面。

　　第一个层面，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，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，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，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。

　　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，总特征是高位下行。老话说，‘上山容易下山难’，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。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，但往下行时，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。所以现在论改革，还不是摆开架式做最优的顶层设计，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。很多问题久拖不决，正派生出更多的问题。我写过‘接着石头过河’，就是挑战一个接一个飞过来，逼你出手招架。这是第一层次。

　　第二个层面，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，他们对体制、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，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，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。

　　比如说，对经历过1959年-1961年大饥荒，经历过人民公社、‘文化大革命’的这代人来说，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，再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。但是，对80后、90后来说，他们的参照系生来就有所不同。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，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，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、那样的，要是不达标，他们就不满意。

　　现在社会人口的主体，也就是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，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，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人口，他们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，他们的预期值又是什么？他们对社会公正、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比过去更高了一点，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是不是更不可容忍？

　　要看到，中国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位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期望，就比过去更高。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讲改革前怎么样，更不能讲解放前怎么样，老靠‘忆苦思甜’来维系人们的满意度。大佬们都在玩{精选官网网址: www.vip333.Co }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!

　　一个国家有希望，一定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值更高。所以改革还要和正在成为社会主体的人群的期望值相匹配。要是改得过慢，跟不上年轻一代人对社会的期望，也会出问题，也可能让失望情绪弥漫，那就无从动员一代代人面对问题、解决问题。

　　第三个层面，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慢，老不到位，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、法外现象。现在很多事情，法律上说一套，本本上说一套，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。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里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。

　　改革本来就难。站在当下这个时点，改起来更难。但是拖延改革，不是出路。现实的局面，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，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，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，吸纳到体制里来。在这三个方向上，要是跑不赢，大麻烦在后面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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